500米以上的米上摩天大楼，成为历史，中国意味着城市外在的过去高大豪华，在未来将让位于居民的米上幸福感和获得感，成为城市发展的中国第一要义。

▲2022年1月1日，过去上海陆家嘴，米上高楼大厦高耸入云。中国图/新华社

撰稿/李昊 中规院（北京）规划设计有限公司高级规划师 编辑/徐秋颖 校对/王心

500米以上的过去摩天大楼，将在中国成为过去式。米上

7月12日，中国国家发改委发布《“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过去其中提出，米上推动开展城市设计，中国加强城市风貌塑造和管控，过去促进新老建筑体量、风格、 色彩相协调。落实适用、经济、绿色、美观的新时期建筑方针，治理“贪大、媚洋、求怪”等建筑乱象。严格限制新建超高层建筑，不得新建500米以上建筑，严格限制新建250米以上建筑。

这是自2020年以来，相关部委第四次提到“限高”的政策。显然，国家对于城市建筑高度的管控力度逐步加强，此次写入《“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更是一个鲜明的信号——建设超高层建筑将受到严格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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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城镇化进程密切相关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我国城镇化突飞猛进。在2000年之前，我国城镇化率还低于全球平均水平，而经历了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大规模城市建设和城乡人口流动后，我国城镇化率于2011年首次突破50%，实现了历史性的结构变化。随后，城镇化率很快突破60%。

按照诺瑟姆曲线的理论，城镇化率达到70%后，将出现第二个拐点，即城镇化进程趋于平缓的成熟阶段。

当前，我国即将达到城镇化的成熟期，大规模的城乡人口转移不会再持续出现，这意味着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也将相应减少。在一些三四线城市，甚至出现了住房数量比人口数更高的怪现象；空置的高层住宅和写字楼大量出现。

而随着少子化和人口老龄化发展，未来人口数量将不足以支撑超大规模的城市建设。相应的，地产市场也呈现萎缩态势。近两年，各地楼市趋冷和“抢人”风潮，都体现了这一趋势。因此，适配于大规模、快速城市化的高密度、超高度的城市建设模式，将不再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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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和技术造就大量超高层建筑

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资本和技术是驱动城市发展的两条主线。

从资本来看，容积率可以看作是地块的资本密度。资本驱动的城镇化，土地财政和地产经济形成合力，从而造成了大量的高密度社区的出现。

同时，19世纪末开始大规模推广的电梯技术，为大量高层、超高层建筑拔地而起提供了有力支撑。

但技术对空间的拓展能力，依然存在上限。特别是考虑到消防因素，各国对于超高层建筑都有不同的管控要求。

在我国，为确保消防安全，居住区的高楼一般不能超过100米。于是，在地产开发中，大量99.9米的高楼拔地而起，撑起了一片片百米高楼组成的高原，这既造成了“千城一面”的同质化趋势，也严重影响了各地的城市形象美学。

密集的居住区，在突发疫情时，更容易发生社区传播。所以，历经疫情，各地都对高密度楼宇进行了深刻反思。本质上代表着高资本密度，形态上体现为高建筑密度和高度的楼宇，是否在面对各类不确定性的城市风险时，能够展现出韧性？

多数人对此表示否定的态度。因此，中等密度、布局合理、健康宜居的居住区，开始成为倡导的方向。健康社区、完整社区、绿色社区，在各地也不断得到示范和推广。

此外，大量高密度城区和超高层建筑的存在，也加重了城市交通拥堵的恶化。

我国很多城市居住密度高，而相应的道路面积占城市建设用地的比例较低，路网密度较低，这些因素导致可用的人均交通空间不足。因此，在许多城市的超高层楼宇周边，上下班的高峰期很容易造成大规模的交通拥堵，形成明显的“堵点”。

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许多发达国家，半个世纪以来的城市蔓延早已被广为诟病。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空间便是郊区居住区大量存在的断头路。而超高层建筑，恰是立体的断头路。不同建筑之间缺乏交通廊道的联系，大量人流物流都需要通过电梯进行垂直的交通组织，这也会产生一系列立体交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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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实现“双碳”目标背道而驰

其实，建筑行业是我国的“碳排放大户”，建设超高层建筑也与实现“双碳”目标背道而驰。

就拿超高层建筑能耗来说，其电梯运行与超高层供水，是额外新增的两大电力消耗领域。有研究显示，一栋摩天大楼每平方米年耗电量高达139度，能耗远高于其他建筑，因此被称为“电老虎”。

这是因为建筑达到一定高度后，随着高度的增加，建筑能耗边际成本递增的趋势会愈发明显。对于体量巨大的高层、超高层建筑来说，各楼层的通风系统、垂直升降、给排水和强弱电系统以及阻尼系统等每天都需要大量能源供给，在建造中往往突破建筑节能的规范要求。

以150米超高层住宅为例，单个电梯能耗较100米高层住宅高出40%以上。超高层住宅相较于普通高层住宅额外增加的供水耗电量约为2400千瓦时/年。由于通常需要水泵、水箱分段抽送，部分楼层水压过大，水龙头水流过快，也容易造成水资源浪费。

而且随着这些超高层建筑不断老化，以及功能更新迭代，其能耗同样是不断递增的，甚至在拆除环节，成本、难度和废物产出量也相对较高。可以说，超高层建筑全生命周期的能耗颇为惊人。

在城乡建设方面，去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动城乡建设绿色发展的意见》明确要求，转变“大量建设、大量消耗、大量排放”的建设方式，推动绿色转型。其中，重点就包括严格控制新建超高层建筑，同时加快推进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因地制宜推进建筑可再生能源应用等。

代表着未来城市发展方向的雄安新区，在设计伊始，就拒绝高密度的城市建设模式。通过引入代表着可持续发展的“小街区、密路网”模式并与本地的自然环境、地域文脉的结合，打造出中低密度、绿色、低碳、可持续的城市建设的新模式。

▲2021年2月，从空中俯瞰建设中的雄安容东片区。新京报记者 赵亢 摄

在2018年，中央对于雄安新区规划批复时对此表示肯定，提出：“（雄安新区）要细致严谨做好单体建筑设计，追求建筑艺术，强化对建筑体量、高度、立面、色调等要素的规划引导和控制，原则上不建高楼大厦，不能到处是水泥森林和玻璃幕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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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利于城市文化的培育

在改革开放后的快速城镇化进程中，柯布西耶式的现代化高层楼宇，以流水线生产的形式在我国各地遍地开花。

一方面，分税制下的城市企业主义造成了各地城市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相互竞争的局面。超高层建筑往往作为地标出现，用于城市的品牌打造，吸引资本特别是外资。在一个阶段，各地纷纷展开了高楼竞赛。

比如，上海有632米的上海中心大厦、深圳有592.5米高的平安金融中心、北京有528米高的北京中信大厦、广州有塔身主体高454米的广州新电视塔。其中，大部分建筑都由欧美建筑事务所设计，用于体现城市的国际化雄心。

另一方面，超高层建筑作为舶来品，契合了布尔乔亚的集体想象：好莱坞和香港电影里的摩天大楼，以及出入其中的西装革履的白领，属于人们对于现代的一种狭隘迷失。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高层建筑的表层的物质性与其使用者身份的制定相互吸引，产生了对于高楼大厦大量的需求与市场。

但通过这些年的建设，人们发现超高层建筑进一步加重了“千城一面”的问题。它们往往以一种资本的浮夸、炫耀的风格植入城市之中，缺乏对于本地历史文化底蕴的尊重，与城市传统肌理格格不入，造成了城市风貌的混杂与识别性的降低。

“贪大、媚洋、求怪”等建筑乱象在各地开始显现，与超高层建筑相伴而生的，是大量异型建筑和山寨建筑，不仅拉低了城市审美，更不利于一种健康、积极的城市文化的培育。

对于一些历史文化名城来说，超高层建筑还形成刺眼的天际线，严重影响了城市的历史文化韵味与感知性。

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倡议，历史文化名城不仅要保护历史建筑和文化遗产，而且要严格控制历史文化遗迹周边的现代化城市建设与开发。但在我国很多古城却可以看到，存在大量高层、超高层建筑，它们与古城风韵格格不入，严重破坏了历史文化古城的风貌。

因此，这次对于超高层建筑建设的进一步规范和限制，体现了我国在新时期对于城市建设和城市风貌管理，更加科学和审慎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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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核心的城市发展观

在20世纪初，以纽约、芝加哥为代表的美国城市，通过超高层建筑向全世界传达了现代主义的雄心。而在21世纪初，中国的城市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短短数十年间消耗了欧美几个世纪的钢筋、水泥等建材消耗量，一大批超高层建筑代表了快速经济增长带来的财富和荣耀。

在现代主义之风吹遍全球一百余年后，终将成为历史。

“凡是过去，皆为序章。”在进入更加平稳的发展阶段后，我国将会更加理性和成熟地对待超高层建筑。这意味着一种以财富炫耀为出发点，以资本密集为表征的高密度城市建设模式的终结，同时也意味着更加以人为核心的城市发展观的落实。

500米以上的摩天大楼，成为历史，意味着城市外在的高大豪华，在未来将让位于居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成为城市发展的第一要义。